1945年9月3日上午十点，陪都重庆的厚禄茶馆里，几位会计核对账册，他们越算越心惊——从光绪二十年到今日，25亿两白银的外债仍在账面上连本带息地滚着。有人嘀咕：“日本投降了，这笔糊涂账怎么还结？”这一幕，道出一个尴尬现实：清朝留下的巨额欠款，北洋和南京政府都按月偿付，直到抗战枪炮声淹没了催债电报，利息却从未停止累加。
债务到底怎么来的？得从半个世纪前说起。甲午海战失败，马关条约把2亿两赔款写得明明白白，摊还七年，外加年息五厘。对财政收入不足八千万两的晚清来说，这像套在脖子上的锁链。1900年，又爆发庚子事变，十一国列强联合开出高达9.8亿两的赔款本息，这才是压垮旧帝国的巨石。除了赔款，还有借款：镇压太平军、修津浦铁路、筹建北洋水师、收复新疆，清廷先后向外国银行举借約八十余项，金额逾一亿两。加上“赎辽费”和列强索取的港口、矿山“好处钱”，25亿两就这样逐层叠上去。
1912年改朝换代，人换朝不换债。列强摆明立场：不承旧债，免谈承认。国民政府为了国际贷款和“信用”，也只有继续埋头还款。对外稀里糊涂，对内却勒紧老百姓裤腰带——盐税、关税、烟酒税悉数抵押，外国总税务司照拿高薪。更让人窝火的是，1931年“九一八”后，东京的财团依旧按期收到庚子赔款。淞沪会战打到血肉横飞时，日军炮弹里混着中国银子，算得上人类史上最黑色的讽刺。“打得我们满身窟窿，账还得按月付？”一个前线传来的抱怨，在《中央日报》被删得干干净净，民众却心知肚明。
为何不敢停？原因无外乎三条：列强的压力、依赖外债的恶性循环，以及对“国际信用”的迷信。蒋介石既要资金，又惧经济封锁，只能咬牙续付。1937年8月26日，孔祥熙给海关总税务司发电：对日庚子赔款照付。五天后，日军在闸北抬着机枪突击四行仓库，炮弹声与电文的摩尔斯码同频跳动，可怜又好笑。
1949年春，解放战争胜局已定，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开会时，专门讨论“旧中国债务问题”。会上有人提出顾虑：“拒绝偿付，会不会引来联合封锁？”毛主席只是摆手：“谁家祖宗欠下的账，咱不替他埋单。新中国一文不付。”短短一句，彻底斩断了半个世纪的锁链。10月，政务院正式通令：不承认任何列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一切旧债。消息传出，伦敦、巴黎、东京的债权人先后致函北京，试探性提出协商。答复很统一：这是历史的垃圾，请自行处理。
说到底，没有哪家资本真敢把军舰驶到天津外滩、拿炮口逼账。朝鲜战争的炮火，向世界证明东亚出现了一个打不趴的中国；1964年10月的蘑菇云，则把讨债念头彻底熄灭。债主算得再精，也要衡量成本——动武无望，仲裁无门，继续纠缠只会自取其辱。于是，一个奇景出现：昔日虎视眈眈的列强突然集体沉默，25亿两白银仿佛蒸发，不再有人提起。
翻看那本陈年账簿，甲午赔款、庚子赔款、外债利息页页发黄。近代中国的苦难与觉醒，就写在那些数字背后。刀枪可以逼出条约，炮舰能够开出条文，但最终决定债权归宿的，仍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政治意志。旧账被撕碎，并非简单的拒付，而是新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“身份置换”。历史给出的启示也颇为直白：国弱，则利害任人裁；国强，才有资格把账本合上，不再让子弹用自己的血买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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